那一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夏天温暖美好，除了远在英国由知名罪犯朗尼·毕格斯（Ronald Arthur Ronnie Biggs）主导的火车抢劫案之外，别无大事。
时间是1963年8月12日，在这天下午，有许多人群聚在维塔贝格公园（Vitabergsparken）准备聆听瑞典传奇手风琴乐手卡尔·贾拉博（Calle Jularbo）的音乐会。
出生于1893年的贾拉博，是奠定“瑞典传统手风琴音乐风格”的重要人物。彼时70岁的他，已是瑞典国宝。因此，当他预定在维塔贝格公园演奏时，有超过1500人涌入公园，希望与亲友共享美好夏季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塔贝格公园是斯德哥尔摩人共同的记忆，这个位于陡峭丘陵地带的公园，地势有着复杂的起起伏伏，以及许多遮人耳目的灌木丛。许多少年少女曾与亲密爱侣在这些地方度过美好时光。
然而这个拥有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即将染上令人难以忘怀的恐怖。8月12日晚上七点半，已经退休的易瑞克·马尔姆格伦（Erik Malmgren）在公园秋千后面的斜坡上发现了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那是六岁的贝里特·格莱辛（Berit Glesing）。她赤裸着倒卧在血泊中，原本穿在身上的黄色毛衣则被丢在附近，其上满是女孩的血迹。
家住公园附近的夏丝汀·布朗费斯（Kerstin Blomqvist）在易瑞克·马尔姆格伦发现尸体前的一个小时左右，站在自家面对公园的窗户前目睹了一个场景——
在操场旁边的灌木丛中，有一个男人和一个穿着黄色毛衣的小女孩，看起来像是温馨的父女出游场景。
然而事情很快从温馨滑落为恶心：男人固定住女孩，并朝着她的嘴巴挺出……
在一番扰嚷终于确定地点后，警察要求她站着别动，等待巡警过去好指认地点。因此，虽然她听到女孩喊着“我要回家”，但却无法前去找人。
之后，除了一名声称看到“穿着棕色西装的男子”相当可疑的目击民众，没有更多线索。
在贝里特参加音乐祭的姐姐克莉丝汀不知道，其他1500多人也什么都没看到。
尽管没有实质的遭受到性侵的证据，但年幼的女童在遭到性羞辱后又被拳头殴打与石块攻击，最后惨遭闷死的残忍情节，让曾经参与音乐会享受了美好夏夜的市民陷入集体的缉凶狂热。
报刊记者与社会大众密切地关注警方所发表的“棕衣男子”的线索，誓不逮人不罢休。
几天之后，“棕衣男子”终于不负众望地被找到了，是名洗碗工。然而经过严密地调查发现他之所以被目击，不过是因为他居无定所，晚上习惯在公园入睡。
原本以为罪犯已经被捕的社会大众，又重新陷入恐慌之中。甚至有人挂出悬赏，要提供两万五千克朗的奖金给能提供线索的民众。
另一方面，在庞大的公众压力下斯德哥尔摩警方在短短几天内，便讯问了200多名嫌犯。
以上种种行动似乎让案件能顺利推进，但事与愿违，警方不只没有逮到杀害贝里特的凶手，在9月2日又新增了一个受害者——那是四岁的安·克莉丝汀·史文森（Ann-Christine Svensson）。
下午四点多，克莉丝汀的玩伴四岁的约尔根·拉森（Jörgen Larsson）跑来告诉妈妈说，克莉丝汀被“一个丑老男人”带走了。
因前一起奸杀女童案而提高警觉的拉森太太很快跑出门找人，她跑到孩子们游戏的沙场，但没有看到克莉丝汀。又沿着小径持续寻找，终于在距离沙场约25公尺处，发现了倒卧在地、抽搐不停的克莉丝汀。她的头部和腹部大量失血，昏迷不醒。
警方很快便前来询问约尔根·拉森事发的经过。根据约尔根与朋友卡尔·埃里克·霍伊德（Karl-Erik Höjd）的说法，有一个“丑老男人”带着糖果来要给克莉丝汀吃。原本不想要吃糖的克莉丝汀，在男人略微动气时屈服了。
从男人出现到约尔根告诉母亲这件事之间相隔不到10分钟，拉森太太也很快就找到了克莉丝汀，然而小女孩仍在送医后不治身亡。
这起事件，让本已精神紧绷的斯德哥尔摩大众更加怒气蒸腾。尽管目击证人只是两个4岁的男童，但凶手仍胆大包天地在人前掳人。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这起案子中，凶手沾满血的大衣被弃置在案发现场，然而克莉丝汀沾满血迹的内裤却和凶手一样不知去向。
这起攻击事件让社会已经紧绷到极点的神经啪的一声断掉了。警方当天便组织了搜索队，彻夜严密地搜查周遭地点，更调来警犬企图追踪凶手的行踪。
当克莉丝汀身亡的消息传来，邻近凶案发生地的格伦达尔（Gröndal）和阿斯普登（Aspudden）两区，居民自发组成了国民警卫队。
9月3日，警察因格瓦尔·约翰森（Ingvar Johansson）和他的同事分派到此案的例行调查行动中。他们挨家挨户的敲门询问有没有人看到什么、还记得什么。
当他们敲到伊肯赛斯维根路（Ekensbergsvägen）32号的大门时，事件有了转机。
前来开门的是约翰·英格瓦·洛夫格伦（John Ingvar Lövgren）。英格瓦和他九十岁的祖母阿克塞琳娜·洛夫格伦（AxelinaLöfgren）同住在这间小房子里。
约翰森一看到英格瓦就认出此人正是他昨天休假的时候，与太太在莫尔特维肯（Mörtviken）散步时遇到的怪异男子。
英格瓦很快就被逮捕，被捕时他情绪崩溃，开始哭泣。但他哭泣的原因并非出于悔恨，而是如此一来他无法待在祖母身边为她庆祝90岁的大寿。
英格瓦不是第一次因为此案而接受调查，事实上当第一起女童谋杀案发生时，英格瓦便曾经接受过讯问。
警方曾安排目击者进行混乱目标的辨认，这其中有嫌疑人，也有警方安排的警察。其中英格瓦是4号，有目击者指认他。但也有人指认5号，5号是一名警察。
向警方提出英格瓦可能是凶手的，是管理他祖母住房的养老院院长。据说，英格瓦在案发当天晚上的行动比平常还奇怪，而且手腕还扭伤了。
但当时缺乏证据，因此英格瓦很快又被释放。然而此次在英格瓦的家找到了女童内裤这个决定性的证物，他也只能从实招来。
出生于瑞典北雪平郊外（Norrköping）埃内比（ÖstraEneby）地区的英格瓦，两岁时母亲过世，两年后父亲身亡。失去双亲的他，最后交由祖母阿克塞琳娜抚养。
阿克塞琳娜很快就发现英格瓦和普通的小孩不太一样——英格瓦有些智力障碍，因此祖母将他送到政府机构中照护。
然而，1961年，当英格瓦31岁时，疗养院认为他非常健康，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并且不需要再回到疗养院接受治疗。
英格瓦因此回到祖母身边，尽管31岁的他只有9岁左右的智力，但起码足以担任园丁的工作。
根据接触过英格瓦的人说，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第一种是安静而害羞的，第二种则是冷笑而压迫人的。
从1961年到1963年，英格瓦犯下超过百起企图与性骚扰案件，年龄从幼童到老人，性别横跨两性。然而奇怪的是，他却从来不在瑞典警方搜查的主要目标名录中。
进一步深入挖掘，警方赫然发现，他在谋杀六岁的贝里特的几周前，曾在小巷子里露出给小孩看，还在那里。他甚至曾在5月底就袭击过附近周边的女童九岁的艾琳·瑞克斯特伦（Irene Rickström），将她带入树林中，并以性器摩擦她直到。
艾琳的父母发现了此事，愤怒地报警。被带往警局的英格瓦承认犯下的罪行，然而他以精神疾病作为辩词逃脱了惩罚。警察在记录他的犯罪后，释放了他。
而就在犯下第二起谋杀案的几天前，他也曾企图袭击一名老妇人。英格瓦陆陆续续地承认了27项性犯罪，还有其他两件谋杀案——受害者分别是26岁的阿涅塔·尼霍尔姆（Agneta Nyholm）和62岁的格雷塔·洛夫格伦（Greta Löfgren）。
英格瓦在1964年被判处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并于2002年去世。智力障碍者无处发泄的
据英格瓦的供词与尸检结果显示，英格瓦虽然想在贝里特与克莉丝汀的身上得到性满足，但事实上他却失败了。也正因为这样的失败，使得他的性挫败转而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到因受到恐吓对待而哭泣的女童身上，造成了两人的死亡。
因此，“女童杀手”英格瓦从经年累月的性骚扰、性侵害，最终发展到谋杀的地步，无可否认与他的性挫败有关。
而这样的挫败，又和他的智商发育与常人不同、身体进程却与常人相同有着绝大的关系——英格瓦不知道该怎样以恰当的方式释放自己的。
不幸的是，自1880年到1940年间，西方世界对智力障碍者的主流处理方式深受优生运动（the eugenics movement）影响，为免于遗传有缺陷的基因，因此严格限制智力障碍者拥有性关系。
尽管1950年代以后，“性革命”的思潮让西方社会对此议题有了全新的观点，然而当时仍倾向将智障者视为“天真孩童”，认为他们不存在性需求。
直到1971年联合国发布“智障者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才开展了智障者拥有性生活的可能。然而对于英格瓦与不幸死于他手下的女性来说，这个观念实在来的太迟。
马伊·舍瓦尔与佩尔·瓦勒这两名作者，将1963年的杀童案写进了他们在1967年创作的小说《阳台上的男子》中，显然是对这起悲剧的铭记。
小说中有许多细节直接借鉴了这起真实案件：被杀死的女童、遗失的内裤，甚至是凶手的职业。
他们写进去的细节众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这本小说（新星出版社曾出版过）。
然而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写进去的或许更加重要——为什么不将凶手其实患有智力障碍的这件事也写入小说呢？
不仅如此，在描写到凶手的特征时，舍瓦尔与瓦勒这样写道：“曾经接触他这个案例的医生说，他的智力超乎一般人，但是对工作有一种惯性恐惧感，使得他根本无法上班。”
这样截然相反的描绘是否反射出当时即使是思想前卫的记者，也难以接受令斯德哥尔摩市民满怀恐惧的恐怖杀童魔，竟是一个智力障碍者？
抑或正好相反，他们不希望再替已饱受歧视的智力障碍者增加更多污名化的可能性？
对此的诠释，正如同马丁·贝克等人获得的嫌犯侧写报告中说述——这人既可能是纵欲过度，也可能是过度禁欲。
舍瓦尔与瓦勒为什么要将嫌犯从智力障碍者改成智商高于一般人的广场恐惧症患者？